（多年前的）专访丨陈丹青为何离开清华?
央视「新闻调查」柴静专访：陈丹青出走清华
演播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样的称呼几乎意味着艺术教育界的最高权威，但是不久之前，却有人主动提出辞去这份教职，原因是他对于现行体制的不满。这个人就是艺术界赫赫有名的陈丹青。
记者：很多人也都批评体制，但是没有人因为这个辞职，你为什么这么做？
陈丹青：因为在每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最关键的一个招生一个毕业，还有一个排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忽然发现只有走是我能决定的，那我就走，我豁然开朗。
解说：陈丹青，中国著名油画家，早在1980年，他因为《西藏组画》而一举成名，该系列作品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之一。之后，他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在美国旅居18年。5年前，他从纽约回国后，被清华大学特聘为美术学院的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然而，5年之后，他向清华大学提出辞职。
陈丹青：每年的招生我一边看一边想，我得走，我不能干下去了，就是这样。
记者：你看到什么你觉得特别难受？
陈丹青：表格，又是表格。我得了解这个人，可我见到的只是表格。
记者：表格只不过是一张纸？
陈丹青：对。但它比一个性命重要多了，它决定这个性命。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说一格一格全是格啊。
解说：陈丹青在他的新书《退步集》中收录了他的辞职报告，文章写道：“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记者：也许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把它写进了书里面，就意味着要向社会公开，为什么？
陈丹青：叫嚣吗，人总想叫的嘛。一面是一本正经，条条杠杠，一面几乎就跟儿戏一样，就跟儿戏一样。头一个回合我就知道了。
记者：头一回合是什么？
陈丹青：就是第一次招生。
解说：2000年，清华美院成立四个艺术研究室，陈丹青主持“第四研究室”，面向全国招收首届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生。当年共有24人报考，经过陈丹青的严格挑选，专业入围5个人。
记者：这5个人的资质在你看来怎么样？
陈丹青：他们五个人非常不一样，他们的主题、风格、取材，再加上每个人的这种性格，都差异非常大。拿出去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拼盘。
解说：翁云鹏，是当年五个专业入围的考生中的一个，也是陈丹青非常欣赏的学生。他的作品《图像和风景》系列通过影视图像与现实人生的重叠，意图解构媒体和世界的微妙关系。
翁云鹏：就是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我说你来看我的一些毕业的创作，就是摆着最早的四幅，他就是坐在那儿抽烟看，他突然就是大笑起来，哈哈，他就是说好， 他就是能为我出这些东西感到非常的兴奋。 解说：崔国泰，也是当年专业入围的考生，他绘画的主题是行将消失的东北老工业基地，陈丹青曾用“伟大的残骸”来形容他的作品。
记者：他怎么评价你的？
崔国泰：他觉得我北方人画画放得开，然后按他话讲，画得比较生猛。曾经辉煌的这些大的厂房、烟囱啊，轰隆的马达，消失或者正在消失，他觉得挺有意思。
解说：虽然陈丹青对这五个学生的专业资质相当满意，但是按照博士生的招考条例，5个考生在专业通过之后，还必须参加英语考试。
记者：你的基础怎么样呢？
崔国泰：画画的没有几个外语好的，他不像理工科学生。
翁云鹏：一谈到外语，我们只能是嘲笑自己。没有办法抗拒。
记者：为什么？不是一样读这个？
崔国泰：相当于两个频道。
记者：成绩下来你英语考了多少？
崔国泰：49分。
记者：居然还考了49？
崔国泰：蒙的。
记者：当时你们外语几个的标准是多少？
崔国泰：50分。
记者：挺戏剧性的。
崔国泰：是这样的。
解说：在英文考试这个环节，五个考生全军覆没。
陈丹青：英文分下来以后我得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录取。结果我发现只要外语分数不过，其它没有用的，你业务分高没有用的，这是我第一个惊愕。我就急了，当时我就跟陈院长讲，研究生的院长讲这事怎么办。
解说：由于这是陈丹青回国后的第一次招生，清华大学最后决定让这五个学生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的身份先进校学习。
陈丹青：我很高兴，他没有把路给拦断。那么这五个人就进来了，很高兴就进了这间房间。
翁云鹏：刷墙，门，墙，买灯。一直就是很兴奋来做这个事情，好像是一种新的生活的一种开始…… 陈丹青：然后我选了墙壁的颜色。
记者：就是这间吗？
陈丹青：对，就是这间，然后弄了窗帘，天窗上也做了所有的布置。你知道所有画画的人，就是在布置画室的时候，就是一种快感，动物性的一种快感，布绷起来闻到那种味道，撒开手要干了，就是这种感觉。
解说：这是2000年7月陈丹青和学生们在一起的照片，这一年，也是他的教学最为愉悦和投入的一年。这一年里，五个学生各自写出了博士论文，并成功地举办了多次画展。
陈丹青：到最后一个阶段，一年快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选题报告出来了，评审会也开过了，最后又回到老问题考英语。
记者：如果不考呢？
陈丹青：不考不可以，据说这是国家规定，英文不过关没有商量。
解说：第二次英语考试，五个访问学者中只有两人去参加，三人放弃。
陈丹青：又全部没有通过。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手说NO，就这样。
记者：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网友在评论你说，艺术家可能有自己的一个逻辑，他可以不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但是这个逻辑可能太自私了。
陈丹青：我觉得我非常遵守规则，艺术的规则、创作的规则、做人的规则。
记者：那你反对的是什么？
陈丹青：反对教育体制，很简单。学会外语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跟交流毫无关系，哑巴都能交流。这完全是对艺术的无知.
解说：为了让这五个学生的学业不至于半途而废，陈丹青四处奔走。
陈丹青：我为这个申诉书写了好多份。
记者：写给谁？
陈丹青：我写给院里面，写给研究生院，写给清华校方都写过，我自己也跑过。
记者：用意是什么？
陈丹青：用意看看有没有挽回的可能。
解说：然而，多次的申诉，均毫无结果。
陈丹青：所以在2001年，这五个同学就走掉了。前一年的教学完全作废了。
记者：你感觉陈丹青在那一年中，他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翁云鹏：不说了，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丹青老师，一直是蛮护学生的，他那一年老得很快，因为他不太熟悉中国的很多的情况
记者：为什么呢？你们也不过是他的五个学生。
翁云鹏：因为这五个人是他选的，我觉得他是看着他专业上的一个希望，他能真正地回来教学，从这五个人实现他的教学。
记者：你会有失败感吗？
陈丹青：有，有，当然有失败感。我刚来的时候，那种比较投入想做件事的状态就立刻冻结了。
记者：等你到了后面，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一开始那种特别饱满的那种喜悦的感觉，还在吗？
陈丹青：最初的那个劲，这不是你随便要有就有的，它必须要很多条件综合在一块儿，会有一股劲上来。这个劲一旦掐掉就没有了。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这么在乎这件事情，就是多少年轻人在那个年龄、那个坎上，他那股劲，考试非常奏效，就全部给你掐灭掉。
解说：在陈丹青的第一炉博士生被喊停的同时，他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也再次面临尴尬困境。
记者：2001年你招到研究生了吗？
陈丹青：招不到。
记者：招不到是什么意思？
陈丹青：招不到是全军覆没。我记得是18个还是19个。都是“两课”（政治和英语）成绩没有过，或者可能他们“两课”成绩通过，但是我绘画分数这边没有通过，也可能。
记者：也就是说你专业上认可的学生都没有通过？
陈丹青：没有通过，没有通过，不然不会招不到，很简单。
记者：2002年你招到了吗？
陈丹青：2002年没有，一个都没有。
解说：在2002年的考生中，一个叫吴雯的女孩子让陈丹青印象深刻。
记者：当初这个女孩留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陈丹青：就是很清纯，很傻，就是那种文艺青年，就是死心眼，就想学，学艺术。
解说：这是吴雯自己出的一本叫做《美人》的画册。
陈丹青：我为什么比较注意她呢？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孩子特别喜欢画美人，我看到大量的都是千篇一律的都是画素描，画油画这一套写实的画上来，可是她固执地喜欢何美人，而且有那么几个模式，喜欢从伯蒂切利，一直到莫迪格利亚尼这一类的画法，另外，她的文学感觉非常好。她看书，她写考试的论文，写得非常清新，有感觉，也有自己的想法。一点不会做假的一个孩子。
解说：由于吴雯现在不在国内，我们用网络视频的方式联系上了她。
记者：你对画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吴雯：我对画画的感情，我是从小就开始画画，一直在画画，上大二那年知道画画是怎么回事，就想一辈子画下去。
记者：它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吴雯：对我来说就代表着这是你的生活，就算你不画画，你也会用眼睛欣赏生活中的美，欣赏生活中的人。
陈丹青：在那一届的考生当中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我就给了她一个90分。
解说：这是当年专业分数的最高分，但是，命运的转折往往只在毫厘之间。
吴雯：我的专业成绩得了最高分。但是就是英语、政治各差一分。
陈丹青：各差一分，我就知道完了，我已经知道完了，因为我有过前面的经验。但是我想一分也许有可能可以商量，因为我跟学校讲，当时我两年招不到研究生，我就写了申诉信，告诉他们，院里立刻批了，批了就把这封信转到研究院。
记者：你当时报希望吗？
吴雯：我当时报了非常非常大的希望。然后美院也通知我去清华参加了英语口试的复试，我也参加了体检，但是到了最后一关，然后我去招生办公室问，我说今年有没有录取，他们说没有你的名字。
解说：第一次考研的失利让吴雯非常低落，但为了自己从小的艺术理想，她决定再考一年。
陈丹青：他说这样子我就安营扎寨在北京再呆一年，我一定要考到，在那儿啃外语，啃政治。
记者：你下的功夫大吗？
吴雯：非常大，非常大。心里是想画画的，但是又不能分心，一心一意地学。
记者：你去考外语和政治之前，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心情？
吴雯：我觉得压力是很大的，压力很大。
陈丹青：结果分数出来以后，政治终于过了，英文差，她说太紧张，太紧张了，大概差三分还是四分，我说你别再考了，走吧。
记者：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劝他再考第三次，这也是很常见的事。
陈丹青：侮辱，绝对是侮辱。它侮辱了这个学术，侮辱了这个学科，侮辱了所有的活人。
吴雯：就是以文化课作为录取标准的第一步，专业课是其次，然后是学生的本人再其次。
陈丹青：”两课”（政治和英语）成绩被称作文化课，太荒谬了。如果你没过就说明你这个人文化不好，不懂文化，太荒谬了。所有人朗朗上口，“两课”，文化课没过，大荒谬。
记者：你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批判的标准吗？
吴雯：我自己接受不了，坚决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这种考试你看不到学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看不到这个学生的艺术感觉，也看不到你这个人的艺术性情，完全都看不到。
陈丹青：但是她跟上一次不一样，她再也没有写，我也没有写申诉信，她也没有到那儿去。她很快就认了，我接触最多的情况不是质疑、反抗、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而且在你见到这个人，你就知道她认了，她从很深处认了。
记者：你怎么感觉？
陈丹青：我们最好现在揪一个人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她认了。
记者：你认了吗？
吴雯：不得不认。
陈丹青：认了就是她放弃了，然后她知道去生气也没有必要了。她所谓认了，她会变成她不是想不退或者是情绪过不去，我甚至觉得她在生理上认了。就是她只面临两个选择，一个要不要来第三次，一个是要不要停止，就是这样。但是我那次很认真地告诉她的确不要再考了。不要再侮辱一次。
记者：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你觉得有没有伤害到你对画画的热爱？
吴雯：画画的热爱没有伤害，但是自己的某一部分信心是被失去了。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的能力，你有一部分能力是被否定了的。是被这种考试否定了的。
陈丹青：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改变了。你最水汪汪的那潭东西就没有了。这点率真的东西对艺术太重要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解说：从2000年到2004年，整整四年，因为同样的原因，陈丹青没有招到一个研究生。
陈丹青：一届一届，这样过不去，一直到2004年我一个都招不到。2000年到2004年，我期待的是我能找到好学生，这个是前提，可是考试制度它扭曲了整个过程。
记者：你为什么要这么关切他们呢？
陈丹青：你让我教书我得有学生，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让我做一桌酒席，你得给我菜让我做。到最后连沮丧都没有，因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解说：招不到好学生，是陈丹青辞职的重要原因，但有类似经历的教授不止他一个。清华大学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陆志成告诉我们，他对招生体制也深有同感。
陆志成：我们讲的艺术不是普通的艺术，是一种原创性的艺术。你比如搞油画也好，搞国画也好，搞设计也好，这都是十年甚至一百年不出一个天才的。这种人才教育很难的，包括丹青说的那种，我想找一个学生我理解他，渴望看到一个人才，看到一个千里马，就差那几分，你赶快叫他进来，我好好培养培养你一个巨星或者是灿烂的明星。曾遇到过，差一分就是下去了。英语或者政治。
解说：陈立也是当年报考陆志成研究生的学生，同样是专业第一，同样是因为英语一分之差而无缘中央美院。当年，考研失败的事情曾给她的生活带来过两年的低潮，但如今，她依然从事着当年的专业，并开了一家名为“十上社稷”的建筑设计公司。
陈立：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学了这么久，我不想放弃，很多朋友劝我改行，我还是坚持了，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为了给陆老师一个交代。
解说：像吴雯、陈立这样专业优秀，但因为标准化的选拔制度而无法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的艺术工作者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在艺术工作者聚集的798工厂进行了采访。
记者：清华大学陈丹青教授辞职的事情你们知道吗？
高氏兄弟：我们在网上看见过。
记者：你们原先考过吗？研究生或者是？
高氏兄弟：没有。我不会考这个的。
金增鹤：考不了。
记者：为什么？
金增鹤：不爱学外语。
邓晓江：我现在就奇怪了，为什么非得外语。研究生是有专业的。
高氏兄弟：一个很好的艺术家苗子的考生，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差几分，英语差几分，实际上这个东西和艺术没有关系的。
记者：说实话，你要是说没有这个标准的话，你愿意进去学吗？
金增鹤：我太想去了。
陆志成：你会发现一个规律，艺术学院招生的前一二三名，基本上文化课全部落榜，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
陈丹青：所有的天才几乎都是偏才，而且天分越高越是偏才，莫扎特、梵高这些人都是天才，齐白石。
崔国泰：画画它其实是很偏执的一个（东西），就是需要个性，需要偏激，需要偏执，那么你什么都行，可能你画就是上不去。
解说：陈丹青当年是幸运的，27年前，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英语成绩是零分。
记者：你自己是怎么考上的？
陈丹青：就是那么考上的，外语零分。然后我就在准考证上写：我知青我没有上过学，我不懂英文，就站起来就走掉了。好几个人都是这样的。
记者：那时候评判你们录不录取的标准是什么？
陈丹青：很简单，择优录取，非常简单。
记者：这优是什么？优的标准是什么？
陈丹青：优就是你画得好。
解说：但是，27年之后，从2004年起，只有通过了“两课”考试的考生，才能参加专业考试，走到陈丹青面前。
陈丹青：所以，等到2004年我跑到那个桌子上坐好，我开始要面试了，只有三个人走进来，其他十个人连见都没见过。
记者：也就是说你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了？
陈丹青：没有了，对。没有了，我完全不知道那些没有进来的孩子是画得怎么样，是怎么样的，长成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
记者：现在这样一个考试制度，它设计的本意也许就是说，在精英当中挑选更好的人才，在有才华的当中筛选出一些外语、政治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送到你面前来。
陆志成：这个很好解答，这就是普才了。我们讲的是在冲刺最后顶尖的时候那一点的较量，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容易出科学大师，就是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政治要好，外语要好，什么都要好，什么都好好到最后，是一个很圆滑的，一个圆球的孩子。
记者：这不就是现在评价的优秀的标准吗？
陆志成：当你优秀的时候，才能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讲的原创性没有出现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损失。一个国家需要的是原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都平了这个国家就平庸了。
解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当时的原则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当年的高考制度使很多因出身和地位而无法取得推荐上大学资格的年轻人改变了命运。在高考制度发展的二十多年里，高校不断扩招，实行普才教育；标准化考试盛行，希望能培养全才。但是，在考试和人才选拔制度都逐渐变得越来越“标准化”的今天，我们真的能够实现我们教育的初衷吗？
陈丹青：外语考试是反语言的，政治考试是反政治的，这是真正的问题。
吴雯：完全是应试的学习，就是学习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
陈丹青：我在同学中对外语考试的反感当中，没有人真正尊敬这两门学科，政治绝对是一门学问，外语绝对是知识、工具，可是他们一点也不尊敬它。
记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陈丹青：就是讨厌，要背啊，每个人都说没办法。
吴雯：我来了伦敦就去马克思墓园看过，觉得马克思现在给我的感觉，跟政治书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种应试教育，你的学习完全没有了感知，你对学问没有了亲切感。
陈丹青：孙复初老师已经指出来了，外语这样的考试非常糟糕，全部还给4、6级英语考试，没有变成这些学生的外语能力。
解说：陈丹青所说的孙复初教授，是清华大学教了40多年英文的老教授，许多著名英语大辞典的主编，多年来痛斥英语标准化考试的弊端。
孙复初：我们的考试不是一种英语水平，而是一种应试的技巧。特别是标准化这个选择题，他里面ABCD四项选择，他的答案里面有三个是错的，一个是对的，所以他接触的句子里面他是75％是错的句子，也就是说他这样能学好吗？
吴雯：因为这种考试完全是把学生给束缚住了，你完全整个人，你就得压抑起来，这种应试考试 孙复初：小学就是为了考初中，初中就是为了考高中，高中就是为了考高考。 记者：很多人认为，考试的结果就等于教育。
解说：当考试成为教育唯一目的的时候，一些奇怪的现象也发生了，大量非艺术专业的考生加入到艺术院校的招生大军中。
崔国泰：有一些学外语的甚至是外语学院的毕业以后，学了两年美术也来考这个。
陆志成：中央美院报了两万多，我在中央美院的时候也就是几千人到头了，后来打听一下为什么？都是理工科成绩不好的学生，他爸爸妈妈说你考艺术去吧？在外头加加班、 学学美术，也叫你去闯一把，反正好歹有个学上，这种东西你怎么去培养人才？
记者：这个人群多吗？
陆志成：相当大，相当大，你可以调查。
记者：有能考上的？
陆志成：当然了，它那个考试就这张卷子谁都知道的，画两个苹果，画一组什么罐子，都是死的。画一个头，猛画这个头，我就死拼两个月，把这个头画对了它。这个头可以画对，但有没有才气，头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情，那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这这样的学生不就是一个产品吗？
陆志成：我们现在就是在培养产品。
解说：招生与人才选拔的问题是陈丹青在体制内碰到的第一个挫折，但他所反对的远不止这些。他的辞职报告中写道：“五年来，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这种被动从他回到清华的第一天就已经注定。
记者：复旦的这个葛剑雄教授说，他说清华本来就不应该只看陈丹青的艺术成就和名声，而不考虑他是否适合来担任指导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任务，就聘你为博士生导师。你赞同他这个说法吗？
陈丹青：赞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记者：那是怎么定下来让你当美术学的博士生导师？
陈丹青：是行政安排，会上我说过好几次，你们告诉我什么叫美术学，没有人告诉我。就算告诉我，我立刻会说我不该当美术学的教授，但是这是做不到的，你要不做也不可以的。
记者：怎么会呢？
陈丹青：这是工作啊，就是每个萝卜坑都弄好了，萝卜坑旁弄个牌子，叫什么萝卜坑。
解说：在国际上，博士学位分学术博士和专业博士两种，学术性博士培养的是研究型人员，专业博士培养的是专业型人才，而培养画家的博士国际上还没有先例。
翁云鹏：陈丹青来带的是油画博士，不是美术学博士。
记者：但是没有油画博士这个说法。
翁云鹏：所以他必须借“美术学”的牌子来完成“油画”博士的培养。
记者：到底是你不对，还是说这个体制不对？
陈丹青：如果体制承认不对我也承认不对，就是这样，如果体制有谁出来承认这个体制是错的，我跟他一块儿承认是错的，可以吗？
翁云鹏：它可以说招博士生就招博士生，跟国际上有没有不管，招回来再说，没有人让"美术学"来替。它的“体”在哪儿？“制”在哪儿？很滑稽。
解说：与任命陈丹青做“美术学”的博导一样，教学管理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教条。陈丹青在学校的大会小会上都曾对此作出批判。
陈丹青：不知道怎么话就说出来了，我小时候看什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经常用这种形容词，就是主人公很惊讶听到他自己开始说话了。
解说：在《功利与教条》一文中，他称学校目前的现状是：“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
陈丹青：太多表格了，太多表格了。比如阶段性学生的成绩，阶段性自己的教学思想，要有教学计划，然后你想在这个课上解决什么目的，一切都被确定好，包括排课。
解说：陈丹青经常碰到的情况就是，上午，他刚给学生上完油画课，下午课表给学生安排的就是体育课或者其他课。
陈丹青：画不是这么画法，油画是湿漉漉的。你今天如果不画满这几个钟头的话，明天你再画，这八个钟头等于你白画了，就跟炖一锅汤一样的。你当中不能歇火的。可是这一个礼拜下来，早上8点半进画室，11点半吃饭，就画了三个钟头，刚铺开来下午又有别的课了。
崔国泰：太死板了，太教条了。比如说老师这节课讲什么？下一节课讲什么？从那儿开始，到那儿结束，完全是按照那种科学的管理。
记者：这有什么问题吗？
崔国泰：艺术类的，他很鲜活的。
解说：与此同时，对于教学成果的考核也是量化的。
孙复初：完成多少课时的工作量就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就是看量，教得怎么样？他认真不认真，负责不负责，效果好不好，不管。然后就是看科研，有几篇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记者：这不是很形式主义吗？
孙复初：这种量化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管理，我实在就是很难理解的，你这样管理，大家追求什么？
陈丹青：最后一定只能混，它整个过程，每一个步骤，它会把你，他用不着逼你，你自己就会去混。 记者：这个混是一个什么概念？
陈丹青：混的概念就是照章办事。
陆志成：我什么都不用去，什么都不关心，我的学生就来了，我一看这个学生不怎么得，我也没有什么责任，就是怎么量化，交了几万字，我烦他。没有道理，就是进了我的房间，做我的学生，和我一起到两年三年，教他，你说作为一个导师我一个什么心情？而且是一对一的交流，你必须把他教好，你苦不苦，很痛苦。
陈丹青：你的热情、咱们说的主观能动性一直全部磨灭掉。你没有成就感，你也没有快感，你也没有责任心，我的正式的职称叫责任教授，其实我没有责任，我对学生我不知道我的责任在哪里。
记者：到最后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不能忍受？
陈丹青：就是这个啊，我为什么要混？我要混我自己去混去，我不要在这个位置上混。
串场：关于陈丹青辞职一事，我们向清华校方提出了采访的要求，但是宣传部门的答复是，他们认为陈丹青辞职的原因，跟校方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便接受访问。
陈丹青：但是我真的不希望误解我的学校，这个学校对我非常好，我五年来所有的文字都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的。
解说：对于陈丹青提出的问题，我们请教了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谈松华。
记者：陈丹青觉得很费解，为什么他去教学生，他的专业、课程、教育的过程都要按一个统一的计划来做，都要按这个量化的管理模式来做，这对艺术教育来说是合乎规律的吗？
谈松华：我们国家长期形成的是“大一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在工业化的阶段，工厂实际上也用这样一种办法。
记者：但是工厂生产的是一个有统一标准，大批量的产品，但是学校培育的是人。
谈松华：过分强调所谓的科学管理，过分强调过程管理，实际上是束缚人的积极性，束缚人的创造性的这样一种管理方法。
解说：这是陈丹青每年撰写的各种各样的教学汇报。
记者：可能学校也有苦衷，我总得管理吧，没有一个指标，没有一个我可以看得到的表格的话？
谈松华：量化的这种管理方式不是不可以用，但是不要太把他僵化了，我想这个问题上面就涉及到行政管理怎么来根据学术规律来考虑。
解说：在国外，为了保证教授招生和教学的自主权，许多高校采用的是导师制。两次考研失败的吴雯最终选择出国留学，去英国读研究生。
记者：招收你这样的研究生，他的标准、考核程序是什么呢？
吴雯：它的考核程序是你要交你的专业作品，然后英文作为参考分数，然后再写一下你的简历，你对艺术的观点什么的，交一份你自己写的短的论文给他，他看一下，觉得可以就录取你。
记者：你的这个事情会让很多人觉得很意外，就是你在中国考一个艺术学院，但是你没办法通过英语考试所以你上不了，可是你去英语考艺术学院，却因为你的专业很好，英语只是一个参考分数，所以你就上了。
吴雯：对，就是这样。
本文来源：听涛书画院